如今，无论中国或外国.许多政府机关、公安带察、银行保险、企业公司、宾馆酒楼、超级市场、大中小学等，都把挂胸牌作为一种制度。所谓挂胸牌，即上述各类机关或单位所属职工(包括各级管理者和一般员工)或雇员在胸前佩挂本单位的标记，这标记通常用方形塑料片制成，上贴有本人相片.写明姓名、职务、代码等，其作用是表明挂牌者的身份职务，同时它对挂牌者的个人行为起着一种无形的约束作用。
上述各类机关或单位的性质和职能各不相同，但就它们推行挂胸牌的目的和作用而言，却又是相同的。因此，本文所论，适用于一切挂胸牌的单位。也就是从这一共同点上，笔者发现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就是在推行挂脚牌的各类机关单位中，有的挂胸牌能长久坚持，最终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制度。而有的虽展次推行，但却不能坚持长久。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两种不同的结果呢?笔者以为，这绝不是偶然的。在深化改革的今天，对这种现象如能作深人的实证分析，揭示其包含的经济学原理，从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对我们的制度建设和管理无疑是有好处的。
假设和推论
为了便于分析，这里以一所似设的高校作为典型.并假定:一，这是一所拥有师生员工家属5000人的高校。二，将全校师生员工家属分为四个部分:①学校高层领导，包括校党委书记、校长、副书记、副校长等;②中层领导.包括学校各部处室的领导和各学院、系的领导;③一般教职工;④学生和职工家属。三，他们都是理性的人，都知道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进行成本和收益的比较，追求效用最大化。这个效用包括个人效用和社会效用。当然，他们的效用函数会有差别。四，他们都掌握着比较充分而完备的信息。五.本文只作实证分析.不作价值判断。
根据以上假设，可作出以下的分析和推论。
一、学校高层领导。他们人数不多，属于学校的决策者。他们的行为目标首先是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政策以及上级的指示管理好学校，培育人才;其次，他们及其家属住在校园内，学校的教学、生活秩序良好.安全有保障，是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的。这就是说.他们追求的是社会效用和个人效用最大化，因而一般说来，他们对挂校牌有着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学校中层领导。他们的人数约占全校师生员工的1.5%左右。他们在推行挂校牌的制度中是学校高层领导意图的执行者。他们身负着具体的管理职责，而且他们及其家属也住在校园内.学校的安全和秩序良好也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因此对挂校牌也有一定的积极性。从这一点来说，他们的行为目标与学校领导层的行为目标是一致的。但他们所承担的责任只是局部的.例如一个部，一个院、系，因而承受的压力也相对较小。
三、学校一般的教职工。他们人数不少，约占全校师生员工的1/5。他们中大多数人对挂校牌持消极态度。因为他们觉得事实上挂校牌之后学校的治安、纪律并无明显的改善，但挂校牌却给自己带来许多不便:如出人校门忘记佩挂校牌要登记，甚至可能受到批评;如果丢失校牌，要登报作废，办理补牌手续;亲戚朋友来访要办登记手续……，总之是好处不多，麻烦不少。因此他们对待挂金属胸牌的态度是“能不挂则不挂”。
四、广大学生和职工家属。他们是全校人数最多的部分。他们对挂校牌的态度与大多数教职工相同，尽管他们与教职工的身份地位不同。因为挂校牌事实上对改善课堂和公共场所的秩序等等的作用不大，学生宿舍的治安也无明显改进，同时佩挂校牌并没有使他们感到特别的“光荣”、“自豪”，而带来的种种麻烦与教职工是相同的。如果说教职工在“挂”与“不挂”校牌的问题上有时还有一点犹豫，有“为人师表”的一点顾虑，行动中有一定的无形的约束，那么他们则多数没有这种犹豫和顾虑。所以，不按规定佩挂校牌往往由他们开始。
经济学解释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在一个拥有500()人的高校里，大多数人对挂校牌是持消极态度的。为了保证挂校牌制度的实施和坚持，可以预期，学校从两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引人激励机制，二是加强监督。激励指学校领导对认真贯彻执行挂校牌的师生给予奖励—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奖励，主要是精神上的。监督指学校通过门卫加强对进出佼门的师生员工和家属的检查，通过各院、系领导、班主任加强对师生日常生活学习的检查监督，例如对不挂校牌的师生进行规劝、说服、批评等。
经过双管齐下和多方努力.虽然有一定成效，例如学校的教学、生活秩序有了一些改进，小偷进校行窃没有那么方便，等等。但距离挂校牌的目标—整顿纪律，增加学校的安全等还有较大的差距。这个结果是必然的。因为挂校牌制度作为高校许多制度中的一种，只是维护学校正常教学、生活秩序中的一种辅助性制度，任何高校都不可能分配很多珍贵稀缺的资源去贯彻、维护这种制度。资源既然不足，当这种制度遇到广大师生员工及家属的消极对待时，它就难以进行有效的监督，结果制度就无法长久坚持下去。例如每天有数以千计的师生员工进出校门时，有些人忘记挂校牌，门卫按规定让其登记名字。上面说过，大多数教职工、家属和学生是不愿意挂校牌的，这样.有惫无愈地“忘记’挂校牌进出校门的人自然不少，要登记名字的人就较多。登记名字的人多了，登记的次数多了，登记名字事实上就起不到任何约束作用。其他本来挂校牌的师生员工看到不挂校牌也没有什么“危险“，于是也跟着不挂校牌，挂校牌制度就形同虚设。再例如一些学生平时上课忘记挂校牌.院、系领导最多也只能规劝说服而已，不可能采取其他措施。由于对挂校牌持消极态度的人很多，有意无意“忘记”挂校牌的人一定不少。这样一来.不挂权牌的人多了，院、系领导和班主任的规劝说服活动就非常频繁.每天要付出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但结果还是不理想，而一旦规劝说服工作稍有松懈.不挂校牌的人就会增加，冲击挂校牌制度，使它最终名存实亡。 当学校领导发现挂校牌制度逐渐松弛，不挂校牌的人越来越多.决定再一次强化监管，投人更多的资源(假设学校可以投人更多的资源)，但结果收效还是不太明显。这时学校领导终于明白，在一个拥有5000名师生员工家属的校园里推行挂校牌不是一件易事。消耗了大量珍贵稀缺的资源来进行监管，即使有些成效，但其耗费的资源—成本远远超过了这些成效，是得不偿失的。于是学校领导不再强行继续推广这个挂校牌制度。挂校牌制度终于悄悄地瓦解，不了了之。
可见，在挂校牌制度的推行、运作和结束的整个过程中.经济学中的成本(边际成本)—收益(边际收益)比较分析原理始终在起着主要作用。推行挂校牌制度的过程中，如果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则这个制度经过努力可长久坚持;相反.如果其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即使领导强行推广，最终也很难坚持长久。在一个拥有5000人规模的高校，由于情况比较复杂，推行挂校牌制度的边际收益—不大，但其激励和监管成本(边际成本)—制作校牌的费用，雇佣门卫的费用，组织动员、日常监督管理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则过于高昂，大大超过其边际收益，这就注定了推行挂校牌制度是不可能长久坚持的。
相反，许多政府机关、公安警察、银行保险、企业公司、宾馆酒楼等单位之所以能够推行挂胸牌制度，并能长久坚持，是因为其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因而就有了生命力。 故而在推行某项制度之前.进行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和预测，应该是一项前期必须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