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鬼蛇神”胸牌的来历得从我我搬进学校被监管的那些天说起，早晨到小屋的时间比其他在家住的人都早一些。有一天，小梁同志比我到得还早。小屋共六张桌子，两两相对，摆成“品”字形。北边东西各两张，中间是一个只能走过一个人的小夹空。小梁和小祖两个人坐的是西侧北面的一张桌子，面朝南，我坐的是“品”字形顶端南边两张桌子的堵头上，和董老师并列，也是面朝南。我走进小屋，他正在自己的位置上面朝南地站着，凝视着窗外。我看到的是他的背影。我通过桌间那个小夹空走向我的位置的时候，跟他打个招呼，他答应了一声，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眼睛凝视着窗外。看他那个样子，好象心境不怎么好，也许是因为那天学生把他找去斗了一场，心里不是个滋味，也许是思想里也有一个解不开的疑团，怎么就成了“走资派”了呢?我没想打扰他，便面朝南地坐下了，给他的是个后背。他不知道我为什么被监管，所以过了一会，便问；“你有什么问题?怎么搬到学校来住了?”我回过头去说：“现在问题还严重了呢，都上到诬蔑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和破坏民族团结的‘纲’上来了。”他没有理解。正在我俩对着面说话的这个时候，一位年轻的校卫生干事走了进来，我急忙转回头去装作要写东西的样子，又背对着后面了。卫生干事姓常，他身材瘦小，穿起白大褂拖到脚后，老师们开玩笑地叫他“常(长)大褂”。他是个善于迎合形势很会钻营的人。在这次“运动”中，他是起而造反最早的一位，也是迎合形势比较突出的一位。我曾在一个老师集会的办公室的墙壁上看见过他迎合形势而写的自我表白革命思想的大字报，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生下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但，他也没有因此进到造反派的领导班子里去。他走进我们的小屋本来没有什么事，而我们“牛棚”中的人不准跟外人接触，除了值班看管的学生，其他人也不进这个小屋里来。因此，他走进来，我和小粱都旁若无人似的没有看他，他转了一圈，到我的身后低下头看我在写什么，象是检查的样子，然后转过身去。我偷着回过头去看看，梁仍然旁若无人地凝视着窗外，常大褂从小夹空往外走，可能是觉得什么事也没有，只是这么转一圈，又没有人跟他说话，他也没跟别人说话，就这么走出去有点儿太没趣了吧，便顺便对梁说了一句：“你的问题很严重啊，要认真地交代。”他本来是凑这么一句话说完就走的，不想，梁正心里不顺，又最不爱听这类的话。已经顶撞过了从庆祝毛主席畅游长江的大会上把我们找回来训话的那位姓吕的了，现在，又是这么一个过去见到他这位书记总是唯唯诺诺、惟命是从的人物竟然以命令的口吻跟他这样地说话，火气就又上来了，便很轻蔑地反问了一句：“什么问题那么严重?”常大褂本来是想说了一句话就走的，叫他这么一问，又停下了，转过身来说：“怎么?你想拉现行反革命分子入党，问题还不严重吗?”这就更激起梁的火气了，说：“我就想拉他人党，你能把我怎么样?”常大褂一听，他的口气还那么大，反过来就说：“你拉一个我看看!”梁本来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让他这个表现轻薄的小个子这么一激，就更恼火了，说：“只要我有权，我就拉他人党，到时候你也干瞅着。”堵得常大褂一时没话可说。这时，小屋已经有人进来了，见他俩你一嘴我一嘴地顶撞着，不知怎么回事，站在一边听着。常大褂没事找事，没抓住狐狸反惹了一腚臊，出不去屋了。见小屋的人都来了，他也该走了。便指着梁狠狠地说：“到现在你还不老实，你等着!”说完一甩手走了。小祖今天比别人来得晚，没有赶上前边那一段，只听到常大褂最后这么一句，莫名其妙地看看其他人，也坐下了。全屋的人都无语。我在女生宿舍住了五天，幸得校体育部长的发现和建议，我搬回了家。不久，学生和教师中许多人的胳膊上都戴起了“红卫兵”的袖标，好象形势进入了一种非常的状态一样，我们“牛棚”的人也由原来边写材料边劳动转为如劳改犯一样地在红卫兵的监督之下整天的劳动了。偌大个师范学校，要干的活计有的是。教学大楼后边有一个不知堆积多少年的大煤垛，足有一层楼那么高。现在要求我们把它倒到学校东南角的地方去。劳动的强度很大，刨煤、装煤，一筐一筐跑步地运煤。红卫兵在一旁监督着，口里唱着新传进来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的歌谣。越唱仿佛革命性越强，对我们监督得越狠，不给我们一点儿喘气的时间。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中间只给15分钟的休息时间，而且除了上厕所，都得集中地坐在煤垛旁念着他们指定的那几条《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等等。8月份的天气，炎热的太阳在头顶上晒着，没有一丝风，汗水湿透的衣服贴在身上。休息一会儿，再站起来，屁股后面就是一片黑煤印。至于脸上，汗水流过眼睛，遮挡着视线，用手一抹，一个黑圈，常常象熊猫一样，谁也不用笑谁，都是自己打的“花脸儿”。而且，到劳动结束的时候，就这么一副形象到院子里去接受队列训练，接受训话，然后才能排着队走出校门。一天，我们正坐在煤垛旁边念“语录”，二年级的几名学生把后来揪出的人员中一名具有研究生资历，名叫姜元久的年轻教师揪了过来，学生给他胸前挂了个有杂志本那么大，写着“漏网右派”的一个胸牌。说他在大学时应该是“右派”，漏网了。按理说，既是“漏网”，就应该与“网”没有关系了，不过那个时候，红卫兵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押送来了，也就进入“牛棚”了。他是在这个校园里第一个挂牌的。可能就是受他挂胸牌的启示，一天晚上，劳动结束后，值班的学生正在走廊对我们进行队列训练，常大褂走了过来。这一次是戴着红卫兵袖标来的，比上一次到我们小屋去的那一次神气多了。他听学生喊“向右转”的时候，便立即制止地说：“怎么能喊‘向右转’呢?够‘右’的了。”推开学生，他来训，训了一阵之后，便把目光投向了梁书记，看了半天，对大家说：“你们这些牛鬼蛇神，听着!回去都用白布做一个三寸长，一寸宽的胸牌，用毛笔写上‘牛鬼蛇神’四个字，钉在左胸前，明天早晨我过来检查。不用说，大家心里也都明白了，这是梁惹出的事，这回让你小梁书记和你们小屋的人看看，我常大褂到底有没有威风!而在形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梁也果然就没有再去顶撞，和大家一起去听戴有红卫兵袖标的卫生干事再来展示威风的命令了。
第二天早上，小屋的人都戴着胸牌来了，梁知道是他惹来的报复牵连了大家，便笑嘻嘻地比划着说：“这算得了什么?一出校门，把兜盖往兜里一塞，这样不就看不见了吗。”那几个人也都会意地笑了。我们的“牛鬼蛇神”胸牌就是从这个时候这样开始的。这可能是常大褂从漏了网的“右派”姜元久挂的胸牌那里构想出来的独出心裁的“创举”。整个城里只有我们这所学校“牛棚”里的几个人戴着这“牛鬼蛇神”的胸牌，所以，它也就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宗奇文老师是住校的，有一天晚上，他出去买东西，忘了胸兜上还有这么个胸牌，走出校门，往街上一拐，立刻便有一帮孩子在他身后喊起了“牛鬼蛇神”，他是多么严历而又性格暴躁的人，怎么容得了这个?回过身去“嚎”的一声就去抓，那几个孩子顽皮地撒腿就跑，一边跑，一边喊，气得他追上去，到底抓住了一个，揪着那个孩子的耳朵，立起眼睛问：“还敢不敢喊了?”把那个孩子吓得大哭，说：“不敢了。”他狠狠地踢了他一脚，才撒开手。第二天，他气愤地向我们讲述着这件事，我能想出他当时的那种情景，那是他能做得出来的。我是这十个人当中住地离校最远的一个，而且，衣服上没有胸兜，也没有兜盖，直接钉在衣服上，没地方塞，每天上下班，招摇过市，无论走哪条街，都是住户和孩子最多的地方，所以一路所遇的居民没有不知道我是“牛鬼蛇神”的，这个“牛鬼蛇神”金属胸牌给我带来的影响一直延续到1969年我去了一中，不再走居民密集的那条路，不知道应该诅咒那位常大褂的“创举”呢，还是责怪能惹事的小梁同志呢！